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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去大总统之职
正在芝加哥为革命筹款的孙中山听到黄花岗起义失败之后异常悲痛。
同时，他也预见到这次起义的巨大意义。他在《复谢秋函》中指出：“革命之声望从此愈振，而人心更奋发矣！”
后来，孙中山还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中以气壮山河的文笔，生动描写了这次起义的情况、价值和影响。
他写道：
然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
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黄花岗起义是孙中山所领导的第十次武装起义。所有这十次起义，虽然都因没有发动和依靠群众，特别是没有发动和依靠农民而失败了。
但是，它们都打击了清政权，在政治上、精神上动员和鼓舞了民众，促成了革命形势的高潮，一步一步把清朝统治逼上了灭亡的境地。
它们犹如在黑暗中闪烁的星火，让黑暗中的人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了希望的光芒。
黄花岗起义失败之后，以宋教仁为首的一批革命党人，因为对孙中山总是在西南边陲发动起义的方略不满，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放弃了孙中山的边地起义的策略，集中力量在长江中下游发展组织，策动起义。
黄花岗起义失败，黄兴、朱执信等重要骨干却机智地脱险了，孙中山知道后高兴地说：“天下事尚可为也”。他并以革命家的政治敏感，预计到革命高潮正在到来，于是他立即写信给旅美的革命党人，说要尽快准备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起义。
1911年8月11日，孙中山在《致郑泽生函》中分析当时的形势：“吾党无论由何省下手，一得立足之地，则各省望风归向矣。”形势的发展，证明了孙中山的估计非常正确，一场摧毁清廷统治的大火，正是由一个火星点燃的。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同盟会的革命斗争终于取得了成功。
1911年1月30日，湖北新军中革命党人蒋翊武、刘复基等成立文学社，坚持湖北从科学补习所以来至振武学社各革命团体的一贯传统，继续以新军为主要对象发展革命力量。
1907年在东京成立的共进会，领导人于1908年相继回国，准备按计划在各省策动起义，其中以湖北共进会成效最为显著。
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胭脂巷机关举行会议，一致决议定于10月6日，即农历八月十五举行起义，还推举蒋翊武为革命军临时司令，孙武为参谋总长。
不幸的是，6日起义的决定走漏了风声，甚至被公开登在汉口的报纸上。不得已，总机关决定将起义推迟到10月9日，即农历八月十八夜举行，其余均依原定计划进行。
10月9日上午，孙武与邓玉麟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机关配制炸药，结果引发爆炸，被俄国领事带领的警察逮捕，搜出有中华民国军政府鄂省大都督之印、告示、革命党人名册等物。清廷闻革命党起义消息，要求驻汉口的俄领事予以协助。
消息传到工程八营，革命党在该营的总代表熊秉坤深感形势严峻，若不当机立断，起义就会夭折。于是熊秉坤便利用早餐机会集中各连队革命党人代表，秘密商量，熊说：“今日反亦死，不反亦死，大丈夫能惊天动地，虽死犹烈！”
这席话获得在场代表的一致赞成。当时大家决定晚间第一次点名后起义，以三声枪响为号，先杀掉敢于抵抗的反动长官，再攻占楚望台军械库。
20时，二排长陶启胜得到起义情报后，带人闯进一排来侦察，正好看见程定国、金兆龙等人正在换枪装子弹，大声呵斥：“想造反吗？”
金兆龙也回答：“造反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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