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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强领导斗争
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了，但这次失败并没有使他退缩，反而更加坚定了他推翻满清王朝的信心。他决定进行第三次起义。因此他又开始在世界各地奔走。
1901年他从日本出发到檀香山，1902年到香港、日本和越南，1903年又从越南到日本、檀香山，1904年再次去美国和欧洲各国，直到1905年夏才回到日本。在这四年多的时间里，孙中山饱经挫折，备尝险阻，但革命的斗志却分外旺盛。
惠州起义之后，形势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革命出现了转机。
激烈的言论与行动首先出现在清政府无力控制的留日学生当中，出现了《国民报》、《游学译编》等宣传革命的刊物。
1903年出现了一次革命思想宣传的高潮，出现了章太炎、陈天华、邹容等杰出的革命宣传家，出现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猛回头》、《警世钟》、《革命军》等轰动一时的宣传品，也出现了一大批革命的刊物。
在国内，自1902年起，以南洋公学学生退学风潮为起点，出现了学生退学的大风潮。退学学生组织了爱国学社，继续求学，并且言论日趋激烈。
在这几年的时间里，中国国内革命风潮此起彼伏，陆续成立了许多革命团体，如黄兴、宋教仁、刘揆一领导的华兴会；曹亚伯、吕大森、刘静庵建立的科学补习所；蔡元培、章炳麟组织的光复会、爱国学社，此外还有日知会、强国会、公强会、独立会、岳王会、益闻社、易知社、群智社等。
这些革命团体的目标都是反对清朝政府，各自聚集着一部分反清力量。但是他们活动分散，难于采取一致步调，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党，以便更好地领导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
面对着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孙中山并没有坐享其成，他积极从思想与组织两个方面开展活动。
1902年，他在日本横滨广泛结交留日学生。这年冬天，他去越南河内，试图取得法国殖民当局对于中国革命的支持，没有成效，但是他在河内组织了兴中会分会。
三年后，这个分会改为同盟会越南分会，在同盟会发动的钦廉、镇南关、河口三次起义中，这个分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03年7月，孙中山从越南回到日本，在他横滨的住所里，留日学生组成的军国民教育会的积极分子经常进进出出。
孙中山和他们知心地畅谈革命救国的道理和方法，并在他们中间物色革命人才。有的留学生提出，要革命，应该懂军事，他们要求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孙中山大力支持，在东京青山练兵场附近秘密创办了革命军事学校，聘请他的新交、日本军事家日野熊藏为校长，聘请退役军官小室健次郎为助教，向参加学习的14名学生讲授军事知识、枪炮火药制造方法及南非布尔人的游击战术和以寡击众的夜击法。
孙中山自己也专心研究军事，读了大量英布战史和画册，认为布尔人的游击战术最适用于揭竿而起的中国革命军。
他对入学的人要求很严格，每个人都必须填写盟书，表示革命的决心。他亲自主持入学宣誓，誓词就是他制定的革命目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这四句誓词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解决民族问题；“创立民国”，是解决民权问题；“平均地权”，是解决民生问题。后来人们熟知的三民主义，就已包含在这里面了。
这年9月26日，孙中山离开日本去檀香山。旧地重游，他发现七年前他在这里辛苦组建起来的兴中会，已经被破坏得名存实亡了，主要的破坏者，就是以康有为为头目的保皇党。
孙中山不得不重建和发展革命组织。他还采用发行公债券的办法筹集经费，以备将来起义时用。在那里，他经常为华侨义务诊治疾病，深得他们的信任和敬重。他们为了酬答这位好医生，便慷慨大方地支持他的集资活动。
第二年4月，孙中山离开檀香山前往美国大陆。7月，在纽约接触到王宠惠等一批留美学生，在一起热烈讨论了三民主义和革命成功以后有关外交、财政方面的问题。
孙中山给留学生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王宠惠回忆说：“孙逸仙是一个具有感染力而且口齿流利的演说家。他能使听众聚精会神地在一次讲演会里连续听好几个钟头。”
“他在深夜人静的时候，仍然精神奋发，和少数革命同志在煤油灯下，在狭小的洗衣作坊后面的房间里，谈论中国军事上失败的情况，以及外交上丧失权益的屈辱，然后阐发他的使中国人民自己起来治理国家大政的方略。他总是风尘仆仆，穿着朴素地出现在人们面前。为了革命事业，他总是热心诚挚，永不灰心丧气。”
这时候，日本和俄国的军队正在中国土地上打仗。远东的火药味，使列强政府都把鼻子伸了过来。美国更是野心十足，企图在“门户开放”的幌子下，在中国这个大肉锅里多捞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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