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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桓帝为梁冀傀儡十三年之久，终于借五位宦官之力，剪除了盘根错节的梁氏外戚集团。这五位宦官是单超、具瑗、徐璜、左悺和唐衡。为了感谢他们，并为了表彰他们的功绩，在诛灭梁冀之后，桓帝一日之间把他们全部封为侯，世称“五侯”。同时又封了另外八个小黄门为乡侯，其中有赵忠和侯览这两个将来恶名昭彰的人物。
好像不能一味责怪桓帝。他当时能利用的人只能是这几个与梁氏不和的宦官。梁冀已经把朝廷内外都安排成了自己的人，朝廷已成了梁家店。从诛梁冀后免除梁冀党羽来看，一时被免官者达三百多人，朝廷为空。这种情形可以说明桓帝利用宦官是出于无奈，也是他唯一可能的选择。并且这五个人不管后来怎样，甚至不管此前他们的行迹如何，至少这一件事他们做得好，做得大快人心，“百姓莫不称庆”—《后汉书》及《资治通鉴》中都是这样说的。
至于该不该把他们封侯，这实在是我们的封建政治文化自身没法说清的事情。我们的文化常常是自打嘴巴的—专制文化由于其反逻辑性，总不免前支后绌，自打嘴巴—虽然各朝各代都有一些诸如“宦官不得干政”之类的“家法”，但既然要君主集权，桓帝当然有权这样做—这是政治原则与君主权力的自然而合理的延伸。“家法”之类仅属于一些特殊人物的特殊指令，且往往是临时性的，有针对性的，并不具备原则性的权威。临时性的特殊性的“家法”，相对于政治原则，是从属性的。从属性的“家法”一旦与总原则相违背，是必须服从原则的。所以，历代都有破坏“家法”而重用宦官的例子。而一旦皇帝愿意破坏“家法”，别人几乎无法加以制止，因为他有更高的政治原则支持着他—他是皇帝，皇帝是集一切大权的，当然也包括封赏的权利，不论封赏何人，甚至也不论以何种形式封赏。桓帝就是这么干的。虽然遭到非议，激起了一些反抗之声，但反对的人根本没有理论根据与制度权威来迫使桓帝改变成命。实际上，他也不是第一个这么干的。顺帝也在靠孙程、王康等十九位宦官发动宫廷政变而位登至尊后，封了十九个宦官为侯，是谓“十九侯”。前面既已有“十九侯”，桓帝现在弄出个“五侯”，也不算太过分。
问题在于，自此以后，“权归宦官，朝廷日乱”。我们的传统政治是以道德为理论根据的。但恰恰是这种道德政治，往往最无秩序，从而使越无道德感的人，无道德约束与文化约束的人，在其中越能得心应手。所以道德政治常常就是流氓政治。前文我们谈梁冀时已经看到，梁冀不遵循任何道德规范，他没有任何道德信念与政治信念，他执政也没有任何政治目标、经济目标与道德目标，他只遵循自己的欲望的引导，偏偏是他这种人，在中国式的道德政治体制内最能畅行无阻。
现在梁冀伏诛，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宦官代替梁冀，但流氓本性不变，朝廷仍然是流氓当道，是一伙流氓取代了另一伙流氓。一般而言，宦官的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但他们“渐染朝事，颇识典物”。由于一直在皇帝身边，耳濡目染朝廷之事，对其中的权力运作颇为熟悉，精通权术，玩弄起政治手段，往往超过饱读圣贤的士人。他们是皇权政治的产物，必最能吃透这种政治的精髓。他们深知只要控制住皇帝或掌权的女主，便能宰割天下。而作为侍奉皇帝及后宫起居，掌管后宫事务的专职人员，要控制皇帝或女主，他们正拥有无与伦比的便利。
范晔在《宦者列传》中就专门分析宦官这一特殊群体在皇权体制内的独特存在形式及其对政治发生的影响。他说，宦官，刑余之丑，生理不全之人，既无好的声名尊荣，又无传宗接代的可能，这样，一般人就会认为这类人没有多大祸害。而他们特殊的工作性质，又使他们易于取信于君主，与君主建立私人感情。年幼的皇帝感念他们多年的照顾，女主也依靠他们联络内外。他们进进出出宫禁，没有人会猜疑他们，而且他们和颜悦色，一派柔媚，更使君主易对他们产生恩宠之情。然后他们便可以依恃皇权，为非作歹。正直大臣的上疏抗议，他们可以事先看到，既可确定是否报告皇帝（对他们不利的奏章，他们可以扣留），也可把内容泄露，给奏主惹下杀身之祸。即便是至亲外戚，也往往不是他们的对手。梁冀固是罪有应得，后来的窦武、何进都败在他们手上。
这里我们必须指出的是，专制政治总以道德为基础，而道德政治必然是专制政治。中国的传统政治便是以道德为根基的，但这样的概念对一般人而言往往会产生错觉，这种错觉真正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一般人会认为，道德政治肯定是道德的。这一错简直是误尽苍生，祸国殃民。我们这里必须明确指出，道德政治总是不道德的。正如民间常说的话：亲兄弟明算账，先小人后君子—这是法制政治的精髓（民间常识有时比学者政治家的理论和学说更明智），法制政治正是反道德政治，倾向于把人看成小人，其结果往往是道德的：既然防止了小人，在制度上杜绝了小人，那么，人要适应这个制度，便只能成为君子。而道德政治正相反，它是先君子后小人的—它倾向于把人想象成君子，政治目标建立在对人（当然是当权的人）的道德信赖之上。它往往只是一种崇善的信仰，而没有一种防恶的制度，结果便是，君子自君子，小人自小人。你若愿意当君子，当然可以；但如果你要做小人，我们也没办法。且由于没有奖惩制度，你当君子，你会一无所获，并且常常杀身成仁；你做小人，你会占尽便利，无往不胜。于是，为了适应这种体制，我们便只能做小人，政治正是由此变成了不道德的政治，且也拖人下水：在这种体制中，为了适应，人也就变成了不道德的人。
汉末的党锢事件恰是这样的一种情形：一批高度道德自律的君子和一群肆无忌惮的小人。在一个不约束小人的体制内—我指的就是道德政治—君子理所当然地不是小人的对手。所以党锢事件也就只能是这样一种结果：君子一个一个被小人吃掉—不，被这种道德政治吃掉。可悲的是，君子们自己最信奉的就是这种道德政治。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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