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包产到户获得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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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包产到户获得重大突破

1980年，包产到户开始在全国获得突破性进展，这个进展主要集中于七十五号文件所说的边远和贫困地区。

4月，全国编制长期规划会议期间，邓小平同意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的意见，指出在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贫困的地区，像贵州、云南、甘肃等省份中的这类地区，政策要放宽，有的就是要实行包产到户。

邓小平的讲话和姚依林的意见给落后贫困地区发出一个信息，就是在这些地方可以实行与全国不同的特殊政策，即采用包产到户的做法。

因此，包产到户在这些地方得到较快发展。

9月，中央七十五号文件对于“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可以搞包产到户的规定出台后，这些地区的包产到户发展更快了。

1980年初，在西南偏远的云南省，云南省委通过大量调查研究，决定在100万左右人口的边疆山区采取“比较灵活一点的生产组织形式”，准许包产到户但还不敢公开提。

邓小平讲话和姚依林的意见，有力地促进了云南广大干部思想的解放。省委书记安平生说，现在是“从天上回到地下”。

中共云南省委随之决定在1000万人口的边疆少数民族经济落后的地区和内地高寒、分散、贫瘠山区推行包产到户和包交提留到户。

7月底，在全省县委书记会议上，省委又进一步指出：

这类地区不管有多少，从实际出发，有多少算多少。可以搞包产到户，也可以搞包交提留到户，也可以是其他形式。只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只要是群众愿意实行的，能够增加生产的，都可以搞。

两包责任制受到了农民的热烈欢迎，会后，两包责任制就在这些地区迅速建立起来。

到1980年底，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全省生产队总数的9.4%，包交提留到户的生产队占到13.3%，“两包”到户在云南已取得突破性进展。

在多山贫困的贵州省，包产到户发展较快。到1980年6月，全省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11.8%，实行包干到户的占6%。

但是，当时贵州省的领导人一直提心吊胆，省委书记池必清说：“乡下一年来的局面是‘一场拔河比赛，那一边是千军万马的农民，这一边是干部”。

中央同意包产到户后，池必清果断地表示现在是“下决心包产到户”的时候了。

1980年夏天，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放宽农业政策的指示，要求各地在“三秋”大忙季节前把放宽农业政策的工作基本落实到生产队。

随后，贵州全省县、社两级召开干部会，讨论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问题，“双包”到户得以迅速发展。

很快，实行“双包”到户的生产队便已占全省所统计队数的50.2%。

地处西北的甘肃，经济状况长期落后。

1977年，中共甘肃省委改组，宋平任省委书记，甘肃的形势开始发生了变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甘肃省委放宽农业政策，实行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1980年4月，邓小平讲话和姚依林发表有关意见后，当月底，省委书记宋平就作了关于贫困山区可以实行责任到劳的“责任田”制度的讲话。这个讲话受到了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6月，甘肃省委召开了河东6个地、州委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了推行责任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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