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不断超越放权让利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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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不断超越放权让利的思路

解决扩权试点与旧体制的矛盾，根本出路是要改革整个经济体制，初期改革，微观试验太多，而宏观体制改革没有规划，微观与宏观脱节。

这种现象，在1980年，第一次来访的联邦德国经济学家古托夫斯基，也觉察到了。

古托夫斯基认为，中国在扩大企业自主权方面取得很大进展，自由市场发展很好，改善了居民的供应。但是，古托夫斯基忧虑，中国在微观经济方面进行的试验太多，如上缴利润、利润留成方面。企业各自为政，存在着无政府主义状态。在宏观经济上看不到完整的规划，尤其是看不到在微观经济方面的局部试验和宏观经济有什么联系。

1981年9月14至15日，古托夫斯基应薛暮桥之邀，第二次访华时，就中国经济改革和财政金融问题，提出了咨询意见。

当时，一批中国经济学家开始超越“放权让利”的思路，探索新的改革思路。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周围，形成了一个主张“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薛暮桥、杜润生、于光远、马洪、廖季立等人。

其中，薛暮桥既是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又是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顾问。还有一大批在解放后接受经济学教育的经济学家。

当1980年以“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国有企业改革，导致了经济的剧烈波动时，薛暮桥就提出了单纯注重激励机制的改革的局限性，他主张把重点放到“流通改革”上。

薛暮桥于1980年初夏在为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明确指出：

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

在文件初稿中没有这句话，是薛暮桥最后加上去的，但这句话概括了这个文件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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