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文明的崛起与文学的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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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文明的崛起与文学的新变

在乡村文明崩溃的同时，一个新的文明正在崛起。这个新的文明我们暂时还很难命名。这是与都市文明密切相关又不尽相同的一种文明，是多种文化杂糅交汇的一种文明。我们知道，当下中国正在经历着不断加速的城市化进程，这个进程最大的特征就是农民进城。这是又一次巨大的迁徙运动。历史上我们经历过几次重大的民族大迁徙，比如客家人从中原向东南地区的迁徙、锡伯族从东北向新疆的迁徙、山东人向东北地区的迁徙等。这些迁徙几乎都是向边远、蛮荒的地区流动。这些迁徙和流动起到了文化交融、边地开发或守卫疆土的作用，并在当地构建了新的文明。但是，当下的城市化进程与上述民族大迁徙都非常不同。如果说上述民族大迁徙都保留了自己的文化主体性，那么，大批涌入城市的农民或其他移民，则难以保持自己的文化主体性，他们是城市的“他者”，必须想尽办法尽快适应城市并生存下来。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是这些新移民最大的特征，他们的焦虑、矛盾以及不安全感是其最鲜明的心理特征。这些人改变了城市原有的生活状态，带来了新的问题。正是这多种因素的综合，正在形成以都市文化为核心的新文明。

当然，以都市文化为核心的新文明还没有建构起来，与这个新文明相关的文学也在建构之中。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存在“反城市的现代性”。反对资产阶级的香风毒雾，主要是指城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批判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到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千万不要忘记》等的被推崇，反映的都是这一意识形态，也就是对城市生活的警觉和防范。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都市文学的生长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都市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贵族文学”，没有贵族，就没有文学史上的都市文学。“新感觉派”、张爱玲的小说以及曹禺的《日出》、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等，都是通过贵族或资产阶级生活来反映都市生活的。虽然老舍开创了表现北京平民生活的小说，并在今天仍有回响，比如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但对当今的都市生活来说已经不具有典型性。因此，只有建构起当下中国的都市文化经验，都市文学才能够真正地繁荣发达。但是，今天我们面临的这个新文明的全部复杂性还远没有被我们认识，过去的经验也只能作为参照。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看到了很多中青年作家对这个新文明的顽强表达——这是艰难探寻和建构中国新的文学经验的一部分。

有趣的是，这一新的文学经验恰恰是“60后”，更多的是“70后”作家为我们提供的。关于“70后”作家，宗仁发、施战军、李敬泽曾发表过对话——《被遮蔽的“70年代人”》。十几年前他们就发现了这一“被遮蔽”的现象。但由于当时认识的局限，他们只是部分地发现了70年代被遮蔽的原因，比如70年代完全在商业炒作的视野之外，“白领”意识形态对大众蛊惑诱导等。他们还没有发现“50后”这代人形成的隐性意识形态对“70后”的遮蔽。“‘70年代人’中的一些女作家对现代都市中带有病态特征的生活的书写，不能不说具有真实的依托。问题不在于她们写的真实程度如何，而在于她们所持的态度。应该说1998年前后她们的作品是有精神指向的，并不是简单地认同和沉迷，或者说是有某种批判立场的。”“70后”的这些特征恰恰是“50后”作家在当前所不具备的。但是，由于后者在文坛的统治地位和主流形象，已经成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压抑和遮蔽了后来者。

表面看，官场、商场、情场、市民生活、知识分子、农民工等，都是与都市文学相关的题材。但是，中国都市的深层生活很可能没有在这些题材中得到表达，而是隐藏在都市人的内心深处。魏微的《化妆》刻画了都市人灵魂深处的“恶”：十年前，那个贫寒但“脑子里有光”的女大学生嘉丽，在中级人民法院实习期间爱上了张科长。张科长稳重成熟，但相貌平平，两手空空，而且还是一个八岁孩子的父亲。但这都不妨碍嘉丽对他的爱，这个荒谬无望的不伦之恋表现了嘉丽的简单或涉世未深；然后是嘉丽的独处十年：她改变了身份，改变了经济状况。一个光彩照人但并不快乐的嘉丽终于摆脱了张科长的阴影。但“已经过去的一页”突然被接续，张科长还是找到了嘉丽。于是小说在这里才真正开始：嘉丽并没有以“成功人士”的面目去见张科长，而是在旧货店买了一身破旧的装束，将自己“化妆”成十年前的那个嘉丽。她在路上，世道人心开始昭示：路人侧目，暧昧过的熟人不能辨认，恶作剧地逃票，进入宾馆的尴尬，一切都是十年前的感觉，摆脱贫困的十年路程瞬间折返到起点。我们曾耻于谈论的贫困，这个剥夺人的尊严、心情、自信的万恶之源，又回到了嘉丽身上和感觉里，这个过程的叙述耐心而持久，因为对嘉丽而言，它是切肤之痛；这些还不重要，重要的是当年的张科长，这个当年你不能说没有真心爱过嘉丽的男人的出现，暴露的是这样一副丑陋的魂灵。嘉丽希望的同情、亲热哪怕是怜悯都没有，他以貌取人地判断嘉丽十年来是卖淫度过的。这个本来还有些许浪漫的故事，这时被彻底粉碎。

魏微赤裸裸地撕下男性虚假的外衣，戳穿了这个时代的世道人心。现代文化研究表明，每个人的自我界定以及生活方式，不是由个人的愿望独立完成的，而是通过和其他人“对话”实现的。在“对话”过程中，那些给予我们健康语言和影响的人，被称为“意义的他者”，他们的爱和关切影响并深刻地造就了我们。我们是在别人或者社会的镜像中完成自塑的，那么，这个镜像是真实或合理的吗？张科长这个“他者”带给嘉丽的不是健康的语言和影响，而恰恰是它的反面。嘉丽因为是一个“脑子里有光”的女性，是一个获得了独立思考能力和经济自立的女性，是她“脑子里的光”照射出男人的虚伪。如果说嘉丽是因为见张科长才去喜剧式地“化妆”的话，那么，张科长却是一生都在悲剧式地“化妆”，因为他的“妆”永无尽期。小说看似写尽了贫困与女性的屈辱，但魏微在这里并不是在叙述一个女性文学的话题，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是一个关乎世道人心的大问题。在这个问题里，魏微讲述的是关于心的疼痛历史和经验，她发现的是嘉丽的疼痛——那是所有人在贫困时期的疼痛和经验。当然，小说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就像嘉丽后来不贫困了，但还是没有快乐。那我们到底需要什么呢？新文明就是带着这样的问题一起来到我们面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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