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治文化与研究范畴
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这个时间范畴里，意识形态不仅表达了国家现代性追求的方式，同时它也是一切领域的决疑术，是知识范畴的意义体现，人们普遍相信意识形态可以处理所有的公共事务。就文艺学而言，它规约的范畴不仅是有限的，而且是自明的。1949年7月，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会师北平，举行了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这次盛会开启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序幕，同时也明确规约了文艺学的研究范畴。大会重要的目的是“共同确定今后全国文艺工作的方针与任务”。周恩来、郭沫若、茅盾、周扬的几个重要报告，不仅共同体现了这一基本精神，而且都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文艺思想。这些报告是结合《讲话》的精神来阐发今后全国文艺工作的方针与任务的。
值得注意的是，周扬与茅盾的报告虽然都在竭力体现《讲话》的精神，但对解放区和国统区文艺的评价，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周扬是带着胜利者的骄傲和丰富成熟的经验走向会场的，他的报告充满了无可怀疑的自信，他阐述的是《新的人民的文艺》，而这一新的文艺形态的形成，就是在《讲话》思想的指导下实现的。周扬从文艺的主题、人物、语言、形式、思想性、艺术性、普及和提高、改造旧文艺、建立科学的文艺批评等方面，系统地表达了对“新的人民的文艺”的理解。关于文学批评，则“必须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之具体应用，必须集中地表现广大工农群众及其干部的意见，必须经过批评来推动文艺工作者相互间的自我批评，必须通过批评来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批评是实现对文艺工作的思想领导的重要方法”。他用了四个“必须”，以强调这一阐发的重要性和不可违背的原则。批评“必须是毛泽东思想之具体应用”，不仅规约了批评的指导思想，而且规约了具体的范畴。实践证明，在近30年的时间里，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都严格地限定在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发上，不同时期虽然有不同的侧重和不同的解释，但都没有偏离《讲话》的方向和精神，则是历史事实。
而茅盾的报告虽然肯定“在种种不利条件下，我们打了胜仗”，国统区文艺“还是有其显著成绩的”，但它还是有“各种缺点”，其“基本根源”，则是由于“不能反映出当时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与斗争”。茅盾还从理论上检讨了“人道主义”“个人趣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欧美资产阶级文艺的传统”等对国统区文艺的影响，并在文艺大众化的问题、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文艺的功能问题等方面，表达了对《讲话》的全面认同，而且不点名地批评了胡风的“主观论”，并在新的条件下把它当作“问题”要求“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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