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粹主义的思想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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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粹主义的思想倾向

民粹主义作为一个政治学概念，虽然最初由俄语命名，但作为一种思想潮流，它是相当复杂的。已有的研究表明，在18世纪到19世纪的英国，就曾出现过如科贝特、柯尔律治、卡莱尔等具有民粹主义思想倾向的思想家；在法国，除了卢梭、马拉之外，还有像博纳尔、拉梅内、迈斯尔等民粹主义思想家；而在德国、印度、日本等国家，也都产生过民粹主义的思想。因此，作为一种巨大的思想脉流，民粹主义几乎很难用系谱的方法将其梳理清楚。但俄国的民粹主义来源于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家，如卢梭、马拉等，则是可以肯定的。巴古宁、拉甫罗夫、赫尔岑、别林斯基等，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法国民粹主义的影响。尽管如此，俄国的民粹主义者仍然是十分不同的。斯拉夫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平民知识分子、西方主义者和19世纪70年代的革命者，都不乏民粹主义的信仰。但无论他们有多大区别，“把人民看作真理的支柱，这种信念一直是民粹主义的基础”。应该说，俄国的民粹主义者是相当虔诚的，与纯朴的人民相比，他们深怀忏悔意识，在感受不到自己是人民的一部分的时候，为了“当鞋匠”而造反，并模仿人民的生活方式，剪短了头发，买俄罗斯式的服装，在街道上接待波斯人。这些忏悔的贵族知识分子，其真诚和道德感充满了诗意，他们内心洋溢的高尚动机和悲惨命运，也是十分感人的：“他们不仅受到政府方面的迫害，而且人民本身也没有接受他们，这是由于人民有与知识分子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信仰。有时，农民把民粹派知识分子泄露给政权的代表，而这些知识分子本来是要为人民献出生命的。”这是民粹派转而从事恐怖活动的原因之一。尽管后来受《联共（布）党史》的影响，许多人对民粹主义持简单的否定态度，但20世纪90年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评价他们说：“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对于民粹派这一批具有献身精神的知识分子，给予多么高的评价和赞誉都不为过。”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俄国民粹主义者留下的历史回响。

1.民粹主义在中国

在我国本土，并没有系统的民粹主义思想传统。统治阶级思想中的“以民为本”多少隐含着统治谋略的意味；传统文人的“忧患意识”也多限于文化信念。近、现代以来，由于西学东渐，民粹主义的思想倾向才被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被各种思想力量和政治集团所关注和开发。孙中山、章太炎、李大钊、毛泽东、梁漱溟等，都曾从民粹主义的思想立场思考过中国的现实问题并诉诸实践。本土的文化信念与外来的民粹主义都隐含着巨大的道德感召力，它虽然有知识分子自我排斥的内在结构，但它的道德形象却深深地吸引了出路难寻的中国知识分子。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显然也深刻地被俄国民粹主义思想所感染。1919年他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曾号召：“我们的青年应该到农村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做些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李大钊文中对农村、农民充满了诗性的抒情，在当时是十分少见的，但它同俄国民粹派们内心洋溢的崇高感，却有一种一脉相承的精神联系。

李大钊的呼吁在青年知识分子那里获得了响应，但它的命运也同样具有悲剧意味。在社会实践中，北大平民演讲团曾定期到郊外小镇和乡村活动。1920年4月13日的一份包括罗家伦和平民演讲发起人邓中夏在内的讲演组报告说：

今日是星期日，长辛店方面，工场的工人休息，都往北京游逛去了；市面上的善男信女又都到福音堂做礼拜去了。剩下可以听讲的就可想而知。……虽然扯着旗帜，开着留声机，加劲地演讲起来，也不过招到几个小孩和妇人罢了。讲不到两个人，他们觉得没有趣味，也就渐渐引去。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能不“偃旗息鼓”，“宣告闭幕”啦。……

到赵辛店一点多钟，到不了五六人，还是小孩。……土墙的底边，露出几个半身妇人，脸上堆着雪白的粉，两腮和嘴唇却又涂着鲜红的胭脂，穿上红绿的古色衣服，把鲜红的嘴张开着，仿佛很惊讶似的，但总不敢前来。

这幅真实的图景，虽然不似俄罗斯农民告发民粹派那样悲惨，但报告中的绝望之情已跃然纸上。这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件十分尴尬的事情。民众崇拜只表达了一种道德向往，而大众却以茫然和麻木的方式拒绝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