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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价值科学也像自然科学一样会改造世界，它的结果将会是人类所希望的丰富生活，它赋予我们以不致失落的保证。因此，价值科学就像自然科学一样具有潜在效用，而且，如同自然科学的本质。
稳定价值科学不平衡性的方法
尽管本文的题目是价值科学，但它只是间接地论及价值。价值科学是要像植物科学一样进行估价，例如，对于一种蔷薇作出估价：它没有气味；或者像爱因斯坦的符号与原子弹那样；它们不会爆炸。在一门科学中不会出现爆炸、兴奋和充满戏剧性的事件。也许，除了由精密思维所产生的兴奋和由认识上的发现所产生的戏剧性事件之外，价值科学是一种理智的，而不是一种估价的事业，价值分析者并不作估价，而只是分析价值，如同运动分析者本身并不运动，而只是分析运动一样。
因此，价值科学主要是一门科学的问题，一种准确和精确认识的问题，它的对象恰好就是价值。就此而言，价值科学与其他任何科学都是一样。它有其自身的原理、定义、演绎规则，以及它固有的界限、测度和运算；不过，它所测度的只是价值，而它所要予以运演的，也正是情境中的价值内容。从而，价值科学如同自然科学一样，是一门潜在的、精确的、确定的和有效用的科学；然而，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和确定性是定量的，而价值科学的精确性和准确性却是定性的。自然科学所致力于的测度对象是时空中的存在；而价值科学的测度对象则是意义。诚然，价值科学也像自然科学一样会改造世界，它的结果将会是人类所希望的丰富生活；它赋予我们以不致失落的保证。因此，价值科学就像自然科学一样具有潜在效用，而且，如同自然科学的本质。例如带原子能的科学的本质一样，后者不过是由五个小符号构成的公式——E＝mcspanclass="sup"2/span——仅仅这些就包含着从黎曼几何到橡树岭的全部蕴涵。价值科学的本质亦是如此，假如我们乐意于以符号语言表述它的话，它也可以被规定为由五个小符号组成的公式。上述两种公式是同样有效的；前者表示对物理性质的测度，而另一个则是对于价值属性的测度。区别只在于，一个是全能的，吸取了概念全部财富，制约着物理学家的运算，并指导着他们的思维，而价值公式对于我们来说，几乎还处于完全无知的状态。当然，两个公式获得了同等社会价值，如同它们具有同等的逻辑有效性一样。那么，价值就会获得能量及能量价值。而如此一来，我们深受其害的这种不平衡性就会被克服，价值和能量这两者就会在新世纪的和谐状态下被结合起来。
自然科学与价值科学
直至目前，我们似乎还与上述目标相距甚远，但是，现代哲学的发展一直在致力于接近这一目标。很久以来人们就认为，使我们深受其害的，正是在我们的理智视野和道德视野之间的这种不平衡性，然而，自然科学业已创造出使我们足以控制宇宙的方法。而伦理学，即所谓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迄今则未得到相应的发展。一些时期以来、哲学家们承认，给这些科学的现存混饨状态带来秩序的唯一途径——从而给人类关系领域带来秩序的唯一途径——便是对道德现象及道德哲学作出系统的分析，这种分析已由自然科学的奠基者们在自然现象和自然哲学的领域内作出了。正如自然科学家将数学发展为理解的自然工具一样，道德哲学家们如今正致力于发展出理解道德本性的工具。这一工具被称之为价值学。
建立这门新科学的方式有两种，那就是自然主义的和非自然主义的。这意味着，你既可以尝试应用自然科学的工具，数学和经验方法，也可以尝试发展出一种新的方法，这种新方法与自然科学毫无关涉，只是起源于道德科学。这两种方法在哲学史上都曾被尝试过；前者是由自然科学奠基人本身作出的。笛卡尔的意图就不仅仅在于建立一门数学自然科学，而且同时也力图建立这样一门道德科学。“精确的伦理学，那是一个极其大胆的计划！除非我们理解了这一点，否则，我们将不能领会笛卡尔的体系及其发展。”这是一位笛卡尔传记作者说的话。对于莱布尼茨这位微积分的创始人来说，这种运算不过是适用于所有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一般逻辑运算的一部分，这样，“两个对某一观点看法相左的哲学家，可以拿起笔进行计算，而不至于陷入徒劳无益的争执中。”当然，斯宾诺莎曾在其《伦理学》中将几何学方法运用于全部伦理学。洛克则将其《人类理解论》一书作为“一个与之关系甚远的主题”，亦即伦理学和天启宗教的序言，并且表明，“道德知识可望取得与数学一样的真实确定性”。休漠所撰《人性论》一书的全部标题就是：“人性论是在精神科学中采用实验推理方法的一个尝试。”甚至于贝克莱也只是将认识论当作神学伦理学的工具，其规则“与几何学命题一样具有永恒的普遍真理性”。
如上所述，近代的伟大哲学家们曾致力于将伦理科学建立于自然科学方法之上——并且失败了，其原因就在于，价值世界具有数学和经验方法无法适用于它的特殊性质，否则，伦理学便会成为一门自然科学。例如自然主义心理学或社会学或人类学那样的东西，总会销声匿迹。这样看来，伦理学便像难以捉摸的游戏一般，除非及时抓住它，否则，它便会在你手中变成另外一样东西而消失掉，就像童话中的公主一样，一旦被“捉住”，就变成了一只鹿。
伦理学的这种自主性，我们称之为非自然主义的，早已为柏拉图所见，然而，在近代真正建立了这种非自然主义伦理学的，则是康德，不幸的是，他也使得自然主义与非自然主义之间的混乱更为深刻了。结果，到了20世纪30年代，价值理论作为一种进展中的行当，在其鼓噪者中间只有极少的一致意见，后来则几乎完全消失了。某些自然主义者说，评价不过是一种心身病态的喧闹而已；另一些人则认为，它只是一种社会学的或人类学的现象。非自然主义者则主张，两者都不是，尽管很不幸的是，他们从未就此说明其所以然。自然主义与非自然主义之间的这种混乱在20世纪达到其顶峰——自然主义者置身于这种不可捉摸的游戏中，希望能捕获住“价值”，为此他们运用了锐利而不适当的工具——经验科学的方法，并且公然炫耀他们的捕获物，而那实际上只不过是将心理学、社会学或者人类学当作了伦理学。非自然主义者则动用了适当而愚钝的工具加入到角逐中去，他们毫无任何方法可言，并且从未捕获住任何东西。
由此可见，自然主义者是掠取了错误战利品的好猎手，而非自然主义者则是能攫取正确猎物的坏猎手。道德哲学家要么获得了正确猎物，而不知道他们的所获为何物；要么就是知道所获为何物，但所获的却不是他们所要猎取的东西。这就如同物理学中的测不准原理一样，观察者永远不可能以同样的精确性确定一种基本粒子的位置及冲量。当你观察一个电子时，它不在你所观察的视域内，而当它正处于该位置时，你又无法观察到它。因些，我们可以将伦理学中自然主义和非自然主义的这一分裂称为伦理学中的测不准原理。无论你在什么时候达到善，它总不在那里，而无论善在何时存在，你却又不能得到它。不过，正如物理学中的测不准原理曾得到精确定义，该方法得到发展或正被发展一样，只有两种选择：这就是，或者是分别地达到不能同时达到的目的，或者是由一种新理论来克服量子物理学中的这一分裂。在伦理学中也是这样，在自然主义和非自然主义之间的分裂是不必要的，那种足以准确告诉我们何为价值的精确的价值理论是可能的。
G．E．摩尔的价值科学“序言”
价值论的新篇章起始于G．E．摩尔1903年发表的《伦理学原理》。当然，这个标题是模仿牛顿1687年的《数学自然哲学原理》的，牛顿认为《数学自然哲学原理》是未来所有自然科学的基础。所以，G．E．摩尔在1903年写道，他的《伦理学原理》可能“成为任何未来可能成为科学的伦理学的序言”。
本书的论点是简单明了的：存在着善，但这不是自然主义意义上的善，而是一种特殊的东西。不过，它究竟是什么，摩尔并不知道。就像所有非自然主义者一样，他有很敏感的嗅觉，哲学上称之为“直觉”（因此他被称之为直觉主义者），但却是一种坏的追猎技巧。以下一段文字引自摩尔的这本书：“善就是善，而这就是问题的答案。”摩尔认为，善是不可定义的，一切事物皆是其所是，而不是他物。”因此，这将是“新时代”的经典。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两个理由。就其积极的方面来说，善就是善，而非他物。然而这却是一个至为重要的命题，这是由于，从柏拉图直到摩尔的大多数哲学家（这一构成了全部哲学史）都曾将善与好的（或善二的）事物混为一谈。他曾说过，善是快乐，善是满足，善是幸福的生活，善是上帝，善是存在或者进化，如此等等。然而，快乐、满足、幸福生活、上帝、存在乃至进化等等，均为好的事物。而非善本身。快乐是好的，但快乐并非就是善，如果快乐便是善，那么也就等于说，快乐是善与快乐就是快乐具有同样的涵义。摩尔将此种善与好的事物的混淆称为自然主义谬误。消极方面是，通过伦理学的历史来追溯这一谬误，以便表明，摩尔以前的所有道德哲学家都错了，因此最终应当以正确的方式提出问题，那就是——善本身究竟是什么？尽管摩尔并未解决这一问题，但他却使得下述看法明确化，善本身是所有好的事物所共有的东西，而它本身并非是一种好的事物。假如一个人谈到一粒好的纽扣，一条好的航线，一个人自己是一个好人，那么问题就在于，所有这些好的事物所共有的善是什么呢？一颗好纽扣，或一条好的航线与某人作为有德行的人的善，或者与上帝的善究竟有什么区别呢？这就是问题所在，而就摩尔来说，这只有天知道！
这就是我还是学生的时候伦理学的实际状况：摩尔曾表明，存在着善，但它是无法定义的，而自然主义所表明的并非真正的善。另一方面，自然主义者则继续将无论什么他们所中意的或者他的专业定义为善，也许总是尾随下列脚注：“哦，这里所说的被G．E．摩尔称之为自然主义谬误，但我仍然执意于此。”由此观之，摩尔似乎从来未受到道德哲学家们的慎重对待。
这样，对于我们这些当学生的来说，问题就在于：由这种实际状况出发会导向何处呢？如果摩尔错了，那么就不存在自在之善；如果他是对的，则善又是无法定义的，而这两种情况都觉得不值得耗其毕生精力寻求善的解答。因此，我们不得不打定主意，认定摩尔及其批评者都部分地错了，又部分地正确。自然主义者的正确性表现在坚持了善的探求中的理性，错则错在他们犯了自然主义谬误。摩尔的正确方面表现在坚持了善的独特性，他的错误则表现在认定善是无法定义的。换言之，人们必须将善的独特性与其可定义性结合起来，而摒弃在善的理解上存在的自然主义特点和不可定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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