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如烟的往事经常浓一缕淡一缕地在我脑海里缭绕。近来，常在脑海里缭绕的就是我的奶奶——杨王氏。按规矩，提到长辈、祖辈的姓名要讲避讳，不能直呼或直书其名。在此，我直书老人家的名姓自然应属不敬之举。忐忑不安的我，找了两条理由自我安慰，其一，奶奶的名字说有姓也无姓，说有名也没名。她本姓王，只是嫁到杨家后，按照旧社会的陈规陋习将姓变为名，应数割除之列；其二，老人家她生前疼我惯我，略有不敬之处，想是不会怪我的，况且我又想老人家了。
奶奶是典型的北方老太，矮瘦、小脚，脸上布满了斑斓的皱纹，头发常年盘成个籫扣在后脖颈上。关于她的发髻我印象很深，当年，她虽已年过古稀，也剪掉籫梳成短发，当时谓之妇女革命头。别人梳短发，发梢直直的，紧贴脖颈。她由于盘籫盘了几十年，任凭怎样梳捋短发的下端却总是不贴后脖颈，而是向上翘弯着，像是在嘲弄人，让人联想到鲁迅描述清末的留日学生，剪掉辫子后还要将脖子扭几扭的样子，一时让我感到滑稽，至今想起来还不禁发笑。
印象深的还有奶奶叫我的声调。每到吃饭时分，三里屯北楼的楼圈里，常传扬着颇具北方农村腔调的呼唤声：小枋－呐；小枋唉――，一短一长，一低一高颇为悠扬。那是奶奶在唤我吃饭。此时，同玩的伙伴们顿时会哄笑起来，随即也一短一长，一低一高地对着我模仿，令我很窘。
家里兄妹几人，奶奶偏心疼我。买菜做饭是她的“特权”，她便用这一特权惠及我。记得夏天，每每买来西红柿、黄瓜，她都洗净后泡在盆里，待我回来大吃大嚼，瞧着我狼吞虎咽的吃相，她便满足地笑了。兄妹们若吃，她便唠叨说：“吃一个行了，晚上还要做菜的”。厚薄之举常让兄妹们说偏心，但她不争辩，只是重复唠叨着那句话：“还要做菜的”。
过春节，是奶奶又一次偏心的时刻。除夕夜吃着饺子，伴着铺天盖地的鞭炮声，就该给老人家拜年了。此时，她便从怀中掏出一个用手绢叠裹的布包。手绢很大，先要竖着打开两层，再横着一层层地翻开，终于露出一叠摺巴巴的零钱和几个红包。她从中拿出一个红包，打开后核对一下，便塞在我手里，说：“你的”。她并不回视我在她打开布包时，渴望期待的眼神和取了红包后攥在手里满足又兴奋的表情，继续取出另几个红包，分别递到兄妹们手中。在奶奶慢慢的一层一层地把仅剩的零钱包裹起的当空儿，我已溜出房间去看放炮了。
年三十的夜晚，外面被烟火映的通红。麻雷子、二踢脚、小鞭儿到处炸响，一缕缕青烟在炸响处冉冉升起。人们在炸响和青烟中期盼着明年的福祉，我则躲在楼角，打开红包看到的是一张五块的票子！我猜想，兄妹们的压岁钱大概是两块钱。第二天，兄妹们定要审我：得多少压岁钱？结果，除了证明我猜想的正确外，从我嘴里是撬不出谜底的，钱，我已经藏在房间壁橱的一个不会被别人找到的地方。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五元钱，对于刚过黄口之年的我，真是一笔财富。当年，四分钱一袋爆米花，一角钱一包的鱼皮花生。借看一本小人书5分钱，看一场上下级的电影只要一角五分钱，就是中华牌香烟（华表带云朵的那种）也只有六角四分钱。一连几天，我都像《欧叶妮·格朗台》中老格朗台那般对着五元票美美地遐想联翩。想买一只钢笔，那种后端带摁钮，一摁就能吸钢笔水的。或是买那个黑漆皮盒，里子是紫红色绒儿芯，其中卧着一大一小两支电镀圆规的文具盒；当然，楼对面租书室的小人书我也可以尽情地看了……
至今，我仍对那种正面有个炼钢工人，背面是黄底镶嵌着绿色图案的五元票子有着特殊的情感。
闲暇时，奶奶常叼着一支尺把长的旱烟袋（五十年代用于抽烟叶，六七十年代她则把烟卷插在烟锅里吸，很有中西合璧的味道，这是奶奶仅有的创新）盘腿坐在床上，拌着青烟静思遐想。一日她对我说：“我的三个儿都是共产党，在城里、乡下都负点责，他们是不会让我土葬的，还总说土葬、火葬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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