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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正始之后，是元康。杀戮依然凶残而频繁，并且那带血的刀锋最终指向了司马氏家族内部。这期间的文人有所谓的“三张二陆两潘一左”，有什么贾谧的“二十四友”，还有那由当代豪富、才情也勃发的石崇主持的、盛极一时热闹非常的“金谷诗会”—西晋的皇室虽然没有文化与教养，其开国之初的文坛倒也热闹。连刘勰也赞美说：“晋虽不文，人才实盛：茂先摇笔而散珠；太冲动墨而横锦；岳、湛曜联璧之华；机、云标二俊之采；应、傅三张之徒；孙、挚成公之属；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文心雕龙·时序》）从人数而言，从声势而言，从文的自觉与作品的数量而言，不仅为一时之盛，而且可以说是超越前代了。
但非常可惜的是，文学是以质量胜而非以数量唬人的。与建安、正始的凛凛风骨飒飒风力比，元康之际的作家们很像是文学市场上的赶集者、打群架者、卖弄风情者。而在政治上，在为人上，他们的表现更为糟糕，完全是孔子所鄙视过的“患得患失”的“鄙夫”：
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论语·阳货》）
是的，为了“得”，他们争；为了保住所得，他们也往往真是“无所不至”，不择手段。他们的才华可能并不比前代诗人差，但他们的心胸与境界和他们朝廷的道德水准一样，和前代有不小的差距。他们的创作，既是炫耀自己的才华，展示自己的才华，却也因此糟蹋了自己的才华。他们大量制作拟诗，拟古人，拟乐府，拟形式，拟题材，这表明他们对现实生活的规避。对现实生活而言，他们是一群超级驼鸟。更可怕的是，他们对现实感受能力的退化与丧失：他们已经无法在现实世界中找到感动与感触了，从而现实生活中的苦痛与欢乐便从他们的文学题材中消失了，现实生活竟然不再是他们文学的对象。他们把文学雅化了，把文学变成了象牙塔中的智力游戏，而文学创作则成了一种与古人和与朋友之间的智力竞赛。比如陆机，在他的所有作品中，我们找不出他经历过的众多社会政治大变故的影子，倒是找出了一大堆的拟诗。他的生活是那么一团糟，危机四伏，朝不虑夕，但他的诗却那么超然，他那么矜持地表现自己趣味的高雅和智力的高超，大家只要去读读他的《文赋》及《演连珠》等等，就可知我言不虚。
对了，除了拟诗，还有朋友之间的唱和。是的，这也是一个唱和诗大量涌现的时代。他们需要在不断的唱和中给自己壮胆，更兼吹吹拍拍，把彼此都弄得舒舒服服。文学，在他们看来，是一种贵族化的修养，是他们贵族沙龙的身份证，“金谷雅集”与“二十四友”都是有门槛的，只有会玩文学这一手的，才能厕身其间。他们既有着曹丕曾经批评过的“文人相轻”的毛病，又染上了更可恶的“文人相拍”的恶习，拉帮结派，自造声势，自抬并互抬身价。他们的才华就在这些近乎无聊的互相炫耀中被葬送掉了。
二
《诗品》评张华诗云：“儿女情多，风云气少”，“巧用文字，务为妖冶”。实际上这可以看作是此时作家的普遍习性。张华在那时代算是木秀于林的人物了，他的文学趣味尚且如此，何况他人？悲怀壮烈的功业感慨没有了，哀感流涕的忧生之嗟也没有了，一切都在转向麻木与平庸。道德的麻木与思想的平庸往往是孪生的时代之子。这确实是一个麻木与平庸的时代，没有大思想家（倒有几个鬼聪明式的沾沾自喜的人物），文坛上也没有大作家（有的是一些小白脸式的风流才子）。没有大思想家大作家的时代是黯淡的，寂寞的，无个性的，大家都在追求平庸中的小玩意儿，小花样，并沾沾自喜。
“儿女情多，风云气少”，这是思想上的转变，一变而为无志向；“巧用文字，务为妖冶”，这是兴趣上的转变，一变而为没出息。可以说，他们都是在掩耳盗铃式地小心避开伦理上的痛苦，而沉入感性形式的欢愉。但无道德痛苦感的人是无道德感的，没有良心的刺痛也不会产生责任心，试图避开伦理上的痛苦必然降低他们作为作家的价值。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不独不让我们尊敬，甚至连同情也勉强了，虽然他们的遭遇甚是悲惨—死于杀戮的就有张华、陆机、陆云、潘岳、石崇、刘琨等等。但除了张华与刘琨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为了正义而死，甚至也不是为了他们自身抱持的价值而死。也就是说，他们是不专一的无执著的，除了张华、刘琨等极少数几人外，他们遭遇的悲惨使我们惋惜，但他们人品的卑贱也让我们厌恶。可以说，这简直是一个“一塌糊涂的泥塘”。
这些作家中，在艺术上可以称得上是阮籍《咏怀》诗的继续的，只有左思。而能够在思想与人格上与阮籍、嵇康相比的，则一个也没有。他们既没有阮籍的深度，更没有嵇康的强度。他们拒绝痛苦而追求享乐，不愿让思想在痛苦中沉潜，不愿让人性在苦难中淬炼，哪里能来深度？他们不愿有道德的坚持与不妥协，哪来的强度？文的自觉有了，文人—知识分子的身份自觉却没有了。古代士人的那种“仁以为己任”、“以道自任”的精神，没有了，汉末党锢群英们身上表现出来的救世精神与道德崇高，到了这时，终于扫地以尽。
我们举陆机一段论“死”的文字，看看他们是如何小心地避开恐惧与痛苦，为自己寻找心理安慰的：
夫死生是失得之大者。故乐莫甚焉，哀莫深焉。使死而有知乎，安知其不如生？如遂无知焉，又何生之足恋？（《大暮赋》）
这显然是对生（生存现状—社会现实苦难）的委婉控诉。但他的着力点却从这一层上滑开去，而滑入自我安抚中了。他们确实有拒绝对象而热衷自慰的倾向。这一时代的作家大都是宁愿自欺欺人，也不愿直面惨淡人生的。
如果说，建安作家有志气，他们志深笔长，慷慨多气；竹林名士有思致，他们满怀忧生之嗟，愤怨之情；那么，西晋的名士们则既无志，也少思。这是一个没有志向也缺乏思考的时代，他们随世道之波逐流，与政治之舟沉浮，听欲望之令蹉跎。他们哪有反思的闲暇？黑暗的现实不但不能激发他们的志向，反而勾起了他们的欲望。人欲淹没了人心，思想便成了多余的与可笑的。在那浮华世风的浸染之中，以身殉利还来不及，还要什么思想！
建安时期，曹操有“对酒歌，太平时”的理想，司马氏“三祖”（司马懿、师、昭）包括晋武帝司马炎有什么？曹操有“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悲天悯人，有“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壮美情怀，司马氏又有什么？他们只有杀戮与权欲！以杀戮来满足权欲，是这个家族（可能司马炎在杀戮异己上，与乃祖不同，显得比较宽容）的祖传心诀。这是一个政治毒瘤一般的家族，一个反人类的家族。这个家族从杀政敌杀异己起家，到家族自相残杀的八王之乱，他们一直在嗜血。
这样的政治实体还有什么政治信念与理想？于是，自上而下的，肉欲之徒取代了慷慨之士，西晋的政坛成了饕餮天下的餐桌，百姓成了鱼肉，而西晋的文坛竟然毫无文学的良心，反而跟在嗜血的权贵之后啜食其残羹冷炙，并以此作为他们的世俗追求。而“文学”，则只是他们的“玩艺儿”。
“竹林七贤”本来就是一个偶然相合终当必分的松散群体。现在有人怀疑这个称谓及其所指称的集体在当时是否真的存在，很有道理。嵇康、阮籍这样的真名士，与山涛、王戎甚至向秀在人生态度上有着极大的区别。嵇、阮不特反对司马氏，他们还有着对世俗富贵的蔑视。这可能是他们与山涛等人的最大最本质的区别。阮籍《大人先生传》言：
故与世争贵，贵不足争。与世争富，则富不足先。
他追求的是“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嵇康也宣传“外荣华而安贫贱”（《答难养生论》）。应该说，他们二人，在思想境界上，是相称的。
而那个被嵇康绝交的山涛何许人也？他早年即对其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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