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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十多年前，我在复旦大学听章培恒先生讲“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学”。讲到汉代时，章先生说，董仲舒是把君主个人专制与重集体讲道德的民族传统完美结合的人物。这句令我茅塞顿开的话我一直铭记至今。说老实话，作为一名中国古典文学与哲学的教学者和研究者，我以前一直没能直接读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我对汉代经学包括《春秋》学的繁琐敬而远之。对董子本人，由一些一知半解而得到的印象也并不太好。上中学时我就知道他为了读书而三年不窥园的故事，这故事与其说让我佩服还不如说让我恐惧，我那时赞成王安石。王安石写诗讽刺董仲舒，说如果像董氏这样读书，倒不如把书全都扔了，然后“杖策游园日数巡”（《窥园》）。同时，在我的印象里，他还是一个神叨叨怪兮兮的人物，头脑中装满古怪而又可怕的思想，一张口便是阴阳神灵，阴风习习，鬼火闪闪。在志怪类的《幽明录》《抱朴子·论仙》《神仙传》《汉武内传》等等书中，都有他鬼鬼祟祟的影子出没其中。
我开始较为踏实地读他的作品，是在1999年。我用的本子是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厚厚的，且密密麻麻的，我的感觉是进入了蚁国。但我可不像那个幸运的唐朝书生卢生。卢生在蚁国里是享尽春光，我在董子的蚁国里却是弄得焦头烂额，形神委顿。老实说，这一读，我很失望。我发现，董子的思想实在很简朴（如果不是很肤浅的话），他的值得一提的“精华”，也就是我以前在各种间接材料中读到的那些—在读过一些相关书籍对他的思想介绍后，再读《春秋繁露》，确实难有什么新收获。一个影响中国封建政治两千多年的人物，其思想和理论如此贫乏乏味，实在令我惊讶，而我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或称之为“国粹”—如此简陋，也很为羞愧。简言之，董仲舒的所有议论几乎都可以在先秦诸子那里找得到，他没有原创性，只是给我们弄出了一盘大杂烩，大拼盘。更令我惊讶想不通的是，这一盘残羹冷炙凑成的杂烩，让我们津津有味地吃了两千多年，并且竟然还有人想继续吃下去。
董仲舒在中国政治史上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影响深远，但与之相映成趣的是，他在思想史上却苍白而无血色，思想史上的后来者往往对他视而不见，他如同一块透明的玻璃：人们的眼光从他那儿穿过，如同越过一个虚空。他不能成为思想的资源，董家店里卖的全是仿制品，二手货，甚至是破烂货。我还发现，他的思维能力实在是薄弱，一部厚重的《春秋繁露》，也就是一些比附和类似推理，通过这些似是而非的类似推理和不相关的比附，把这世界一厢情愿地想象成一个结构相同的多层复叠的状貌。在他的著作中，我们找不到因果关系，只有无处无时不在的阴阳关系。他没有兴趣或者没有能力去探讨世界中的因果关系，或者说，他自以为已经一劳永逸地发现了所有的因果关系。他把世界简单成相生相克的两极：阴与阳，二元对称。可是，我们心里明白地知道的是，因果关系的思维结构导致科学，导致无限性及对这世界无限性的无限探索；阴阳关系的思维结构则只能导致“玄学”，导致封闭性及世界的重复性，自满于内心感悟的小聪明，并把这小聪明当作终极大智慧—一个“阴阳”，把一切自然与社会的疑惑都终极性地解决了，也真是大聪明大智慧，但这是不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智慧呢？它是偷懒的大聪明，它只需要感悟而不需要证明，很适合懒惰者的口味。同时它也毫无实际用处，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大智慧”。当然，中国文化往往不以解决问题为目的，而以超越问题为高明。中国文化的粗疏无用以及其无穷的魅力全在于此。直至今日，某些新儒家一边在日常生活中享受着一切科学成果，一边还对西方科学嗤之以鼻：西洋人科学了半天，还是我们祖先早就说过的那个“阴阳”嘛！他们就是不能反思：我们根据阴阳，搞出了什么科学成果了呢？即便在中国古代，根据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哪一项发明创造，是用阴阳的方法造出来的呢？连有东方文化狂热的辜鸿铭都承认：“必须承认，就中国人的智力发展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为地限制了。众所周知，在有些领域，中国人只取得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什么进步。这不仅有自然方面的，也有纯抽象科学方面的，诸如数学、逻辑学、形而上学。实际上欧洲语言中‘科学’与‘逻辑’二字，是无法在中文中找到完全对等的词加以表达的。”（《中国人的精神》）
读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我的脑海中就一再回味着辜氏的这段话，并为之深深叹息。董子实在是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逻辑抽象思维，谈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恰恰相反，他是典型的形下学，实用主义。他的功劳，在于为庸人的笨脑瓜找到了最简单最好理喻的答案，为聪明人的偷懒找到了最好的遁辞。他通过比附，让自然与社会、天道与人道，变得有目的，有次序，可理解了。把复杂的世界与世界上无穷尽的问题绝对地简单化了—不就是“阴阳”么！那么简单的世界，那么简单的本质，那么简单而明晰的意义，我们无须思想它。世界的目的性如此明白和简单，思想显得多余。他几乎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所有科学问题，科学显得不必要。至于基础科学，要么不必要，要么把它实用化，甚至干脆变成政治—中式的天文学就是这样由自然科学变成政治的。陈炎先生曾正确地指出：在中国，“指南针不是电磁学，造纸术不是物理学，传统的火药不是依据化学方程式配制出来的，而活字印刷也用不着电子科学的参与……如此说来，我们长期以来引以为自豪的‘四大发明’并非理论科学，而是工艺技术！”（《积淀与突破》）
读董子的文章，我的思想如同在溜冰—我们在冰面上顺溜地滑行，几乎没有什么障碍需要我们克服，但我们却什么也没有得到，我们远远不能哪怕是蜻蜓点水式的接触事物的真正本质。他的语言和思维使事物的表面冻结起来，让我们通过，我们一下子就跨越了千山万水，但我们却没有摘到一片真正的翠绿的叶或红鲜的果，也没有啜饮到一滴真正的水。他使我们民族在自然科学上懵懵懂懂心安理得地偷懒了两千多年，又让我们在等级社会中各得其所心甘情愿地生活了两千多年。他是一个巫师，一个仅用“阴阳”两个字的咒语，让一个民族的聪明才智沉睡两千多年的巫师！
二
一个稍具现代科学观念的人（不论他是否有，或有多少具体的科学知识），读董仲舒的著作，都会感到乏味透顶。他那么自信，他自信他发现了自然人生的永恒之道，并且这道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这又让我们觉得好笑。这是一个绝对不幽默的人弄出的大滑稽，所以，我们笑也不是哭也不是，不知道该显示什么样的表情。
在中国古代，先秦而后，凡被称为“大儒”“纯（醇）儒”的人，都不可爱。董仲舒就是被班固称为“纯儒”，又被朱熹称为“纯粹”的人。老实说，他确实没有什么可爱的地方。我们知道，孔子是整日和弟子们厮混在一起的，想笑便笑，想哭便哭，想唱便引吭高歌一曲，感触便涕泗滂沱一番，歌哭自如，幽默风趣，甚至拿弟子们开开心，和他们打打嘴仗，高兴了便夸他们几句，不高兴了便斥喝几声，这是一个家常的老头，可敬更可爱。而董仲舒传授弟子，却是深居简出，和弟子们不打交道，弄得壁垒森严。后来的弟子们更是面都不让见—他让他的几个高足代他设席授课。高年级教低年级，就一直这么“次相授业”。架子端得大，面目弄得玄，人踪变得神，俨然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教主。所以他不可爱，而可笑。他干什么事都那么认真，那么自信正确，所以他毫不马虎，一丝不苟，但从我们今天看来，在很多事情上他是绝对错了。既如此，他那种认真不敷衍，严肃不马虎就显得十分可笑了。写到这里，我向读者承认，读《春秋繁露》，我一直皱着眉头，捺着自己的性子，以使我不把这本书扔到窗外去。但读到后来，有两篇文章还是让我粲然一乐：《求雨》《止雨》。并且越读越乐，乐不可支。
我们是农业国。雨水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从而影响着政治。就此一点说，说中国的政治是雨水政治，也不算过分。几千年来的多次政治动荡与内战，都与旱涝灾害有关。《汉书》在记载董仲舒的一生功绩时，专门讲到了他在这方面的“贡献”——
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
照班固的看法（司马迁《儒林列传》竟也如此吹捧他的老师），则董仲舒已经彻底解决了旱涝自然灾害问题，只要我们学用董氏的求雨止雨之法，要风得风，要雨即雨，要晴即晴。这实在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最大福音了！从此吾华夏神州真变成天国了！
这种神话一般的记载出现在中国两个最诚实的史学家笔下，让人有些不可思议。尤其是司马迁。他本来极具理性精神。在《五帝本纪》中，他说：“百家言黄帝，其言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难道说董仲舒能随心所欲地指挥上天下雨或放晴，这样的“言”就“雅驯”了？如果不是董仲舒自己记录他如何求雨、止雨方法的文章至今还保留在《春秋繁露》中，出于我们对司马迁、班固的信任，我们可能真会以为一种伟大的技术失传了呢。那么，在他的这两篇文章中，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记载呢？
董仲舒对自己求雨止雨的理论根据及具体操作步骤的合理性是深信不疑的，所以，他对求雨止雨的效果也应该是深信不疑的。不知道上天是否真的每次都照顾了他的自尊心，他要雨，便给他落水滴，他要晴，便给他出日头。看他的《求雨》篇，说到春夏秋冬四季求雨，各有不同的操作方法，如何祭祀，祭品都需要什么，选什么样的人向上天陈辞等等，非常具体，极其认真。此时的董仲舒，哪里是学者、思想家？完全是一个巫婆神汉、江湖骗子。看他那么煞有介事地做一件不可能有结果的事，真为他感到累，又感到好笑，同时还有一丝同情，以及对不能应验时他内心所要经历的创痛的担忧：如果像《诗》所云，他那边“其雨其雨”的祷告不止，这边老天爷偏偏“杲杲出日”，他一张老脸往哪搁？在那么多奉他为神明的地方官吏和百姓面前，他如何走下神坛？他凭什么那么自信呢？他的依据是那么薄弱，是那么想当然。他从他的阴阳理论出发，认为大旱是由于阳气太甚阴气不足引起的，所以要烧化公猪、公鸡，要埋死人骨头，说这是为了闭阳；他要通桥之雍塞不行者，要决渎（挖开水沟），要开山渊（掘开山泉），说这是为了纵阴。他禁止男人们出门上街，禁止他们相聚饮酒，这还是闭阳；要发动女子们满街跑，要她们满面春风，欢欢闹闹，这又是纵阴。最后他有一个总括性的一般要求或注意事项：无论哪个季节求雨，都要选在水日进行—
凡求雨之大体，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乐。
而下面这一句更让我噗地笑出声来—
令吏民夫妇皆偶处。
原来，男女行房也是求雨不可缺少的一环！这也是雨露滋润的气象么！看来天下雨便是天和地在做性事。真是妙不可言！而一想到求雨那一天的晚上，为了激起天老爷的“性趣”，也为了响应政府的号召，所有成人男女都一齐干那事，就更令人忍俊不禁。这董仲舒治理下的国家，真是奇风异俗啊。读到此处，我迫不及待地翻到下一篇：《止雨》，看看他若要止雨，是否要禁男女之事？果然！除了其他诸项和“求雨”正相反，要纵阳闭阴，从而要女人藏起来，男人满街跑外，赫然的就是一句：
书七十县，八十乡，及都官吏千石以下，夫妇在官者，咸遣妇归。
—通告七十县，八十乡，以及官职在千石以下的，夫妇在官署同居者，全都把老婆赶回家去，暂停男女，免得引得天老爷纵淫不止（当然，千石以上的大官仍然可以行云布雨，这与多年前我们规定只有副厅级以上干部才可以读《金瓶梅》一样有道理）！
看到这里，我不无小人之心地想：这董仲舒平时奉为至尊，让人顶礼膜拜的“天”，怎么好像是一个爱看黄色录像并且不能自控的家伙？！
至此，我想读者会有同我一样的感觉：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确实有不少荒唐的东西。不过，一种文化中有一些很荒唐的东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些荒唐的东西竟成为该种文化的根基。那这座文化大厦就太脆性、太浅薄、太庸俗、太简陋了。董仲舒是被人称为“封建理论大厦的构建者”的，而他的理论构想后来也确实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原则，成为世俗政权的理论支柱，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什么样的原则啊，我看这实在不能叫“国粹”，叫“国丑”还差不多。我真怕哪位新儒家又把它当作宝贝张扬出去。这可叫我们怎么做人哩。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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