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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最近，我读了一本很好的书，叫《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美国基督教思想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Niebuhr）著。几年前，我就意识到，人到了一定年龄，所读的书往往是与自己思想一致想法相近的。就如同在寻找同志或同趣，又像在叩寂寞而求音，聆听远方的呼唤，寻找思想的印证。当然，我对这种读书方式还保持着足够的警惕，免得它把我带向一隅而不知回头。但当这本书的书名在书店排挤累叠的缝隙中跳入我的眼帘时，我眼前一亮。不，是心里一亮。“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一下子，我多年的繁复感受如此清晰，历史与现实的重重色相在这里简单成了一句话，如同鲁迅在字缝中看出“吃人”，我也看到了……
在这本书中，尼布尔说：“爱国主义情感在现代人心灵中达到了一种如此绝对的效力，以至于国家能够任意使用个人忠诚所赋予的权力达到任何目的。”这“任何目的”，据我的观察，还包括国家剥夺忠心耿耿的个人的自由、尊严，甚至生命。尼布尔关心得较多的是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自私相损，而我则更关心国家对个人的不公正—国家常常利用个人的忠诚，又转过来损害个人的利益。尼布尔还说：“民族所具有的非常敏感的‘荣誉’感，总是能用其公民的鲜血来满足的。”我在旁边注道：民族和国家所特别需要的“忠诚”、“效力”、“奉献”等等，也往往需要用其公民的鲜血来满足，而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又总是能用公民的鲜血来满足。公民不应也不能计较个人的得失。
还要交待一下的是，我在读尼布尔的同时，还在读中国古代的史籍。手头放着《史记》和《汉书》，眼睛盯着汉代的一个人物：晁错。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产生一些让中庸而爱国的中国人觉得偏激的念头，并与洋人尼布尔产生一些共鸣，想必是能得到谅解的。
二
下面我就来谈谈晁错。
在汉初，贾谊和晁错可以说是一对难兄难弟。两人都是河南人，一是洛阳，一是颍川；年岁相等，都生于公元前200年；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俩天才相近，遭遇相似。就他们与自己所要做的事而言，可以说是贾谊不宜，晁错真错。
一般来说，要干成一件事，一件正当的、又非干不可的事，不仅需要决心与正义感，而且还要注意两点：一要时机合适，二要手段得当。贾谊与晁错都要干那削藩的大事，这确是一件顺应历史的大事，但贾谊是时机不宜，晁错是方法出错。最后，两人都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其中晁错尤其悲惨。贾谊死后，其家族颇受文帝照顾，至汉武时，还举荐贾谊的两个孙子官至郡守。而晁错则是被灭族—在此之前，他的父亲因为预见到这可怕的结局已预先自杀。
我们习惯了把贾谊看成儒家，他所学的、所称道的、所依据的，确实基本上出于儒，但却也杂有道家、法家的东西。晁错我们又习惯于把他看成法家，但我在细读了他的文章及奏章后，发现他与先秦法家的惨礉少恩有大不同。他很厚道，也很仁义。他曾向轵县的张恢先生学习申（不害）商（鞅）刑名之学，但颜师古却说这位张恢先生是儒生，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细节。另外，我们要注意的是，他还曾认真地研读过《尚书》，这可是儒家六经之一。汉文帝时，官方还没有人研究《尚书》，只听说齐国有一老翁伏生，原是秦国的博士，是治《尚书》的，但年已九十，老不可征。文帝便下诏要太常派人去齐国就学，太常便派了晁错去。晁错学得并不顺利，因为晁错是河南人，伏生是山东人，方言差距很大，再加上伏生年老齿豁，思路混浊，语言不清，晁错常常听得云遮雾罩。伏生让自己的女儿当翻译，晁错仍有十之二三不明白，只好靠自己钻研了。回来后，他给文帝上书，称述《尚书》。这大概只是一次例行的学习汇报或述职吧。《尚书》中的政治价值观肯定影响了他的思维方式（这可能是他不同于先秦法家的原因），但他可能对《尚书》的道理并无兴趣。史书上提到受他传授《尚书》的学生只有一例：《后汉书·何敞传》：“六代祖比干，学《尚书》于晁错。”所以他在汉代经学上也谈不上有什么贡献与地位。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当他因为治《尚书》而被任命为太子舍人、门大夫，随后又升为博士之后，他竟给文帝上书，要求对太子进行“术数”教育，以使他知道如何临制臣下而使臣下畏服；如何听言受事而不至被蒙蔽；如何安利万民；如何忠孝事上，并且危言耸听地说，历史上那些不能奉其宗庙而为其臣子所劫杀的国君，都是不知术数之故。这宛然是韩非的口吻。显然他不喜欢用《尚书》做教材来教导太子，法家人物对儒家的那套修齐之术有一种本能的蔑视。好在文帝很赞同他的观点，于是拜他为太子家令，太子刘启也十分赏识晁错的辩才，一家人把晁错称为“智囊”。
司马迁和班固都说晁错“为人峭直刻深”（当然，在对汉代人物的评价上，班固基本抄袭司马迁），但我以为，法家人物有他们自己的处世规则，他们往往有大仁大德，能大公无私，事情往往做得大模大样。不像儒家那样小恩小惠，小里小气。我读晁错给文帝上的有关徙民实边备胡的奏议，是深深地为之感动的。是的，他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动了那么多的脑子，提出了那么多聪明的计划，但我为之感动的则是他为迁徙到边地的人民考虑得那么周到。他希望边地官吏能遵纪守法，对迁徙到边疆来的百姓，照顾其老弱，厚待其青壮，不去侵凌他们。他还假借所谓古代之法，要国家在迁徙百姓之前，先要察看地脉是否阴阳和顺，品尝水泉是否甘美可口，审察土地是否适宜耕种，观察草木是否繁茂丰饶。还要先为之建好集镇，修筑城池，为百姓修好一间堂屋两间住房，关好门户，配置器物，让百姓到达后即有屋可住，有器可用。还要在新住区派驻医生、巫神，为百姓医治疾病，主持祭祀。生老病死要关照，婚丧嫁娶要垂顾。甚至，死后，要让这些人的坟墓互相倚靠在一起。
他严厉斥责暴秦征伐罪人戍边的“谪戍”制度，他认为秦专任严刑峻法来强迫人当兵，甚至战死后家人没有一点优待，弄得人人都有背叛的心理，所以，他以为最好的制度不是“罚”，而是“赏”。显然他反对秦的恐怖政策，这是他与商鞅不同而近于人道的地方。他以古代三王为例，说明治国安民要本于“人情”，他说：
人的本性没有不想长寿的，三王就生养人民而不伤害人民；人的本性没有不想富有的，三王就厚养人民而不使匮乏；人的本性没有不想安全的，三王就安抚人民而不危害人民；人的本性没有不想安逸的，三王就节省民力而不用尽人力。三王制定法令，符合人性然后才推行；三王劳动大众驱使人民，依据人的基本事实然后才去做。用对待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用宽恕自己的心情去宽恕别人。自己感情上厌恶的，不拿来强求别人；自己感情上喜好的，不要禁止人民追求。
[原文：人情莫不欲寿，三王生而不伤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节其力而不尽也。其为法令也，合于人情而后行之；其动众使民也，本于人事然后为之。取人以己，内恕及人。情之所恶，不以强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汉书》晁错本传）]
这里哪有一点“刻深”的味道呢？这简直是仁厚如孔子，公正如孟子啊！文帝十二年，晁错上疏请求减免农民租税，文帝下令减收租税之半；十三年，又“除民田租税”（《汉书·食货志》），谁说法家只是“切事情”呢？他们也“知人情”，体民情啊！
法家人物也往往能大公无私，晁错就是这样一个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典范。司马迁说他“为国远虑，祸及近身”，并感慨地说，“毋为权首，反受其咎”（《吴王濞列传》），又说他“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划”（《太史公自序》）。著《汉书》的班固也有类似的观点。实际上，“祸及近身”也好，“反受其咎”也好，这都是晁错主动的义无反顾的选择。就在他力倡削藩，引天下之矢集于一身时，他的父亲从老家颍川跑来，阻止儿子，我们看看这场父子间的对话。
父亲说：“皇上才即位（指景帝），你当权处理政事，便要侵削诸侯，疏离人家骨肉，引起别人对你纷纷指责，和诸侯们结下怨恨，你这是为的什么呢？”
儿子答：“我早就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但不如此，就会天子不尊，宗庙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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